摘要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江小民

摘要：2013年8月御窑遗址铺设电缆，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抢救性发掘与清理，发现大量白色瓷泥，白泥层叠压在元代地层之上，包含物仅见洪武及永乐时期的遗物，发掘者据此认定该处是建造于洪武时期，废弃于永乐时期的大型陈泥池。为何该处大量优质瓷泥会遭到废弃？其废弃时间和包含物的制作年代是何时？本文着重介绍这批出土遗物，并与珠山出土洪武、永乐时期器物以及传世遗物比对，通过科学测试分析，结合文献记载，对该陈泥池的废弃原因、时间以及出土白釉刻花盘的具体烧制年代进行探讨。

关键字：御窑  白釉刻花盘  瓷泥  烧制年代

 

一、遗物介绍

1.白釉刻花盘两件。白釉刻花盘形制相同，均侈口，弧壁，圈足，涩底洁白且细腻。圈足外壁光滑，无沾砂痕迹。白釉有乳浊感，透光性不强。盘底厚度达1.2厘米，底心垂落，圈足、口沿均变形比较严重。

（1）白釉暗刻牡丹纹侈口盘（图一）。盘心主体纹饰为一株折枝牡丹，两朵盛开的牡丹左右分枝，左上角刻有一朵含苞待放的牡丹花苞，繁茂枝叶间有少许空白，其裸露根部无泥土点缀。盘心外框以三道箍线装饰，内作八出多棱三层曲线开光（图二）。内壁口沿处饰以一周卷草，弧壁刻划八朵缠枝莲，一侧一俯间隔排列，四朵正视莲花图案两两一致，四朵俯视莲花则局部有细微变化（图三）。外壁刻八朵俯视缠枝菊装饰，枝叶转折相连一周（图四）。

 

（2）白釉暗刻莲荷纹侈口盘（图五）。盘心暗刻一株莲荷立于水面之上，中间一朵莲花盛开，右侧一枝斜出的莲花含苞待放，左侧一枝成熟的莲蓬作垂落状，其间以茨菰、荷叶装饰。盘心箍线内，以曲线连接八组一正一覆的如意云头作开光状（图六）。由于釉面浑浊，内外壁暗刻纹饰均难以辨识。

 

2.瓷质八足支具（图七）。该器厚重，涩胎洁白细腻，无任何纹饰装饰，朝上平面周高中低，外缘随八足高低错落，变形较为严重。

3.瓷泥晾干后呈奶白色，融水过滤制为泥料，发现其可塑性较差。

4. 坯体残片质地较硬，敲击声音清脆，仅少量可见刻花装饰。

 

二、相关出土遗物科学测试

为比对白釉刻花盘与泥料、坯体的关系，笔者委托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对出土的三类遗物（图八 - 一〇。）进行了化学成分及矿物组成分析。

采用美国EDAX公司EagleIII大样品X射线荧光能谱仪分析白瓷胎体及泥料、坯体的成分。分析条件为：电压25kV，电流400μA，测量时间200s。考虑到白瓷胎体与出土泥料、坯体的基体效应不同，把少量泥料和淘洗后泥料及坯体烧制到7号测温锥的温度（1270℃) 再测量。白瓷胎体直接测量。三类样品的烧失量未测。

从表一可以看出，白瓷胎体与坯体的成分接近，均含70%的SiO2 和 21% 的 Al2O3 以及接近1% 的 Fe2O3。这就说明制作白瓷胎体以及坯体的瓷泥成分相仿。该数据与景德镇历代白瓷釉胎体成分相比[1] ，又和元代及永乐时期的青白瓷、枢府瓷及白釉瓷的胎体成分接近。

泥料含约80%SiO2，约13%Al2O3，1.8%K2O，2.6%Na2O，0.6%Fe2O3。方邺森总结我国部分产区地瓷石的化学组成特征为：SiO2 大于70%，Al2O3 为14-17%，Fe2O3 一般小于1%，K2O+Na2O一般为3-6%，以K2O为主，另外含少量CaO、MgO等氧化物[2]。出土泥料的化学组成与瓷石的成分基本一致。淘洗后泥料SiO2 含量降低，Al2O3、K2O增加，说明淘洗降低了石英的含量，提高了粘土矿物云母和高岭石等细颗粒的份量。淘洗后泥料中Fe2O3含量也提高了，与前人研究的祁门瓷石淘洗后化学成分的变化趋势一致[3]，说明铁元素以离子形态存在于粘土矿物的晶格当中。

采用日本理学RigakuD/max 2550PCX射线衍射仪，分析泥料及素坯的物相结果。定性分析条件40kV，100mA，3-90°,8°/min，DS=SS=1°，RS=0.3mm。定量分析条件为：40kV，300mA，3-90°，每步停留时间1s，可变狭缝，RS=0.3mm。定量分析软件为 Maud2.5。对泥料进行了 X 射线衍射物相定量分析。

从表二数据比较可以得知，泥料中石英含量约占50%，其他依次为 19.6% 的钠长石、16.2%的云母和11.5%的高岭石。石英和长石属于非可塑性原料，云母和高岭石属于粘土矿物，可塑性较好。该泥料中石英和长石含量大约占总量的70%，从测试数据判断，该泥料的可塑性较差。

泥料的物相定量结果与文献发表的瓷石的结果相比，泥料中的石英、云母和钠长石含量与三宝蓬瓷石较接近。Nigel Wood先生曾推测元代枢府瓷釉可能使用了三宝蓬瓷石，枢府瓷胎也可能用三宝蓬瓷石和高岭土配比而成[7] 。泥料中的高岭石含量约10%，与南港瓷石不子的高岭石含量接近，可能是一种高岭石化的瓷石。因为出土泥料中的高岭石含量远远低于明砂高岭精泥，所以该泥料属于未经配制的单一瓷石原料。

塑烧坯的X射线衍射分析结果为石英、白云母、钠长石和莫来石（图一一）。莫来石为高岭土类原料高温受热的产物，在900℃以上开始出现[8] 。坯体中存在白云母又说明烧成温度应在1000℃以下。故推测泥坯塑烧温度为900-1000℃。

因为电缆沟施工发现的白色泥料化学成分为80%的SiO2，约13%的Al2O3，1.8%的K2O，2.6%的Na2O，0.6%的Fe2O3，物相定量结果为52.8%的石英，19.6%的钠长石，16.2%的云母，11.5%的高岭石，所以该泥料是一种钠长石含量较高的瓷石原料，并且与三宝蓬瓷石较为接近。经试用该泥料可塑性较差，与测试结果相符。由于坯体中莫来石、白云母的出现，说明该时期烧制瓷器使用了塑烧工艺，且塑烧温度为900-1000℃。由于白瓷胎体和坯体与元代及永乐时期的青白瓷、枢府瓷、白釉瓷的胎体成分接近，参考发掘简报瓷泥包含物及地层叠压等因素，我们初步判断其制作时间为洪武至永乐时期。

三、遗物比对

依据御窑厂已出土的诸多遗物显示，洪武瓷器釉面多呈灰青色，器物形制硕大，器壁厚重。纹饰留白区域少，构图层次多。圈足外侧胎釉结合处常粘有米粒型砂砾，器底笔刷痕迹明显，多呈火石红色。永乐瓷器除常见的青白色釉之外，还有半透光、呈色白净的甜白釉。其器物线条灵巧，胎体轻薄。纹饰留白区域增多，构图开始逐渐疏朗。圈足外侧光洁，胎釉结合处没有粘砂现象，大盘白砂涩底以温润而细腻著称。综合上述器物特征，以下对白釉刻花盘釉面、形制和纹饰进行比对。

1.釉色、形制比较

釉色：白釉刻花盘釉面乳浊，透光性不强，以致刻划图案模糊不清（此类单线刻花工艺常见于永乐时期器物），但其釉面呈色远不如永乐甜白釉那么成熟、白净。

形制：两件刻花盘器底皆厚重，与洪武器物类似，但其砂底质地洁白细腻，又与永乐器物相近。从现有资料来看，口径34厘米的侈口大盘在洪武时期几乎不见（同口径多为折沿盘）。

由于洪武大盘垫烧砂粒较粗，盘底、圈足外壁胎釉结合处粘砂情况较为普遍，永乐大盘垫烧砂粒较细，圈足外壁胎釉结合处粘砂情况不再发生。这两件白釉刻花盘圈足外壁均没有刺手砂砾，其特征属于后者。

2.纹饰比较

（1） 白釉暗刻牡丹纹侈口盘

①盘心主题图案，与御窑厂出土永乐青花牡丹纹窝盘相同，只是青花牡丹根部多了一些土壤的培护（图一二）。

②盘心外围开光结构，与御窑厂出土永乐青花折枝葡萄纹大盘极为相似，均作八出多棱开光，可能由于表现形式的原因，白釉盘用了三层曲线，青花盘则只用了两层曲线，但开光外轮廓与盘心箍线之间的狭小空间，用青料满地填绘（图一三）。

③内壁缠枝莲纹，与御窑厂出土洪武青花折枝茶花花口折沿盘类似，也为八朵莲花正视、俯视，缠枝间隔（图一四）。

④外壁缠枝菊纹，与故宫博物院藏洪武釉里红折枝桃纹折沿盘外壁纹饰形式一 致[9] ，但折沿盘外壁缠枝菊下部还有一圈变形莲瓣，侈口盘外壁仅有缠枝莲瓣装饰（图一五）。

 

（2）白釉暗刻莲荷纹侈口盘

珠山出土明初遗物莲荷纹仅见并蒂莲、缠枝莲、一把莲等纹样，不见有与白釉暗刻莲荷纹盘纹饰相近的器物出土。同纹饰器物仅见故宫博物院藏洪武釉里红荷花纹折沿盘[10]，两盘盘心主题图案、开光结构形式几乎一致，只是局部稍有变化（图一六）。

以上器物特征比较结果表明：这两件白釉刻花盘虽然厚底、纹饰与洪武时期器物有相同、相近之处，但其釉面特征、器底加工工艺、圈足外壁特征、底部呈色均不见于明洪武器物之上，故白釉刻花盘烧制年代当在洪武之后。

四、装烧工艺探讨

与白釉刻花盘同时出土还有瓷质套钵与八足支具等，瓷质套钵与御窑出土同类器物没有任何区别。瓷质、平底、涩胎无釉，是明代御器厂为了保证制品的釉面精洁，不计成本制作官窑特有的窑具，而瓷质带足垫饼则为首次发现。

现有发掘资料显示，景德镇制瓷始于晚唐，其时垫烧器物多用含铁或者铝成分较高的耐火土，制作成泥团状、颗粒状、圆圈状、圆饼状等形式的垫具以支垫器物。在南宋和元代出现了瓷质桶式、多级钵式垫钵直接装烧器物。由于各时期装烧工艺和垫烧物成分不同，导致器物局部特征也不一样，装烧部位呈色亦各有不同。如晚唐、五代使用泥制支钉，器物内壁通常粘上泥团状或者米粒状的瓷质支钉，宋、元时期使用铁质较多的耐火土垫烧，垫烧部位就残留下黑色的铁斑。不仅如此，器物口沿及坯体形制，在瓷坯入炉高温烧制时，还会受到制坯应力等多方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变形。

以上两件白釉刻花盘不仅口沿呈波浪状变形明显，而且圈足还不在同一平面。值得注意的是，同时出土的瓷质八足支具较为罕见，其质地、形式结构未见于明初地层，是历年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其朝上的平面上下起伏，残留的六足也高低错落，不在同一平面上。同时，两盘底径均稍小于支具直径，此支具是否就是当年垫烧大盘的垫饼？带着这样的思路， 我们把白釉刻牡丹纹盘仰放在八足支具上，观察圈足是否能与支具表面吻合，无论怎么旋转、移动，该盘圈足都不能与支具平面很好地接触。然而，当我们把白釉暗刻莲荷纹盘放在支具上旋转尝试时，一瞬间，圈足与支具平面居然完全吻合，圈足凸出部分陷进支具下凹 处，支具凸起部分顶入圈足上凹处，两者之间完全契合（图一七）。

莲荷纹盘与八足支具均变形且又能上下完全吻合，这只有两者相互重叠、同时入窑烧制才有可能。由此说明，该支具就是当年烧制该白釉暗刻莲荷纹侈口盘的垫饼，而且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景德镇地区最早的单件器物瓷质垫饼。由于盘底厚重、盘心与垫具之间垫砂颗粒又未压实，导致盘心下坠，口沿随之翘起而变形。其有八足虽然便于搬放装垫好的器物，也便于清理器物圈足外壁的粘砂，但是很难保证不同方位八足共在同一平面， 更难确保八足在烧成时膨胀与收缩同步。由于八足高低错落不在同一平面，因此垫饼表面水平高度也不一致，会造成摆放在其上的白釉刻花盘圈足变形，并最终导致该盘口沿上下扭曲。这种带足垫饼的缺陷较为明显，之后未见使用，很有可能是御窑厂工匠为了方便搬运、摆放，改善大盘足外壁粘砂这一现象而进行的尝试。

五、刻花盘烧造年代讨论

从以上测试数据和器物纹饰、形制特征分析，该盘烧制时间在永乐年间。从御窑厂电缆沟发掘简报得知，该处发现的白泥层东西长15米，最深部位厚度达0.5米，该处储泥量之多不可小觑，如能与1994年发现的瓷泥相连接，其储存瓷泥数量更是惊人。但如此大量的上等原料遭到废弃，绝对非同寻常，应当与永乐时御器厂的变故、建制有关。

明御器厂设置年代文献记载有洪武二年和三十五年两种说法 ：

御器厂建于里仁都珠山之南，明洪武二年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用，规制既弘， 迨后基益扩垣周五里许。[11]

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12]

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13]

从《浮梁县志》“公署”条得知，洪武二年在珠山设置御窑厂，蓝氏著《景德镇陶录》亦称洪武二年设御窑厂，并作出注释。《江西大志》所言“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有误。 刘新园先生依据珠山出土遗物和文献记载，得出明御器厂为洪武二年置的结论[14] ，这一观点得到学界广泛认同。

但《陶书》为何记载“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我们知道洪武一朝仅三十一年，洪武有三十五年之说是朱棣为了掩盖其夺取皇位史实，将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的。朱棣夺取政权后，当年十月即令李景隆监制再修《太祖实录》，恶意诬蔑建文帝，以给自己树立一个正面形象，为其篡位正名。

“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极有可能是指永乐官窑的始烧年代。御窑厂出土实物资料 也能证明，永乐元年（1403 年）御窑厂已经有质量上佳的瓷器烧造[15]。

就此笔者认为，朱棣举着“清君侧，靖国难”旗号夺取政权之后（1402 年），即刻授意工部，指挥所辖工匠在御器厂“轮班作业”烧造瓷器[16]。

我们知道，不仅永乐传世瓷器中少有圈足严重变形的情况，因质量问题被淘汰的御窑厂发掘出土遗物中，该类缺陷也几乎不见。或许永乐时御窑厂工匠在尝试改变装烧工艺，烧制出这两件白釉刻花盘。因其圈足、口沿严重变形，又改变了烧制大盘的装烧方法，既解决了圈足外壁粘砂的缺陷，又避免了圈足变形的问题，此类缺陷的制品不再出现在御窑厂烧制器物中（偶有口沿变形器物，但圈足几乎处于同一平面）。永乐四年（1406 年）十月，景德镇御器厂烧制的白釉瓷器已经能满足永乐帝的审美要求[17] ，即我们今日看到的所谓甜白瓷器。 而御窑厂电缆沟工程出土的两块白釉刻花盘，不仅口沿、圈足变形，其釉面与永乐帝喜爱的 “洁素莹然”也相差甚远，故其烧制的时间应远远早于永乐四年十月。

《浮梁县志》有“永乐元年春夏大雨，水溢城郭浸民居之半”的记录[18] ，说明浮梁县城在公元1403年春夏间遭遇了洪灾，且受灾区域很广。浮梁古县城位于景德镇昌江河的上游，县衙与御窑厂相距25里，两地海拔高度相差近10米，浮梁遭受洪灾，景德镇又岂能幸免。御器厂被突如其来的洪水浸泡，这些低于地表的陈泥池才会被淤泥覆盖，电缆沟发现的瓷泥才会出现上层被黑泥、黄泥污染，下层洁白如新的现象。也只有发生如此巨大变故，大量瓷泥被弃之不用才会成为可能。

该县志还有永乐时工部派员至御器厂大兴土木的记载，虽然具体年月未做详细记载，但众所周知，朱棣推翻建文帝的统治登上皇位之后，改变明初的国家管理制度，实行内阁制，把议政权交给内阁，行政权给六部，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积极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行。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御器厂推翻原有的生产格局，扩大生产规模，这些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瓷泥，在被洪水浸泡、被淤泥覆盖后，才会顺理成章地在御窑厂改建之时被匆匆废弃。

六、小结

1. 洪武三十五年（1402 年）七月，朱棣夺取政权后，即刻安排御器厂开始烧造瓷器，结合景德镇地区在永乐元年四五月间遭受洪灾和御窑厂出土瓷泥上下层污染情况，由此笔者认为，御窑遗址电缆沟工程发现的明初陈泥瓷废弃时间很可能是在永乐元年五月。

2.御窑遗址电缆沟工程出土的既有洪武时期器物遗风、又具永乐器物特征的白釉刻花盘，制作时间上限为洪武三十五年（1402 年）七月，下限为永乐元年（1403年）春夏间。

3.永乐御器厂在制作大碗、大盘等器物时，使用了塑烧工艺，且塑烧温度为900- 1000℃。

4. 电缆沟出土泥料是钠长石含量较高的单一瓷石原料，使用该泥料制瓷需掺入适量高岭土。

5. 八足支具是永乐初年御器厂工匠为了便于搬动、摆放，清理圈足外壁粘砂等需求，特别制作的垫烧窑具，是景德镇地区迄今为止出土时代最早的瓷质垫饼，是御器厂工匠为改善大盘足外壁粘砂情况的尝试与创新。该器物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景德镇烧制瓷器的方式，为景德镇大量使用瓷质垫饼垫烧器物开创了先河，为器物底部施釉以及书写年款创造 了条件。

 

[1]  李家治 ：《中国科学技术史 · 陶瓷卷》，科学 出版社，1998 年，第 328 页。

[2][15] 方邺森、方金满、夏志武 ：《瓷石和瓷土的 类型和特征》，《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 1988 年第 9 卷第 1 期。

[3]   同 [1]，第 323 页。

[4] 《景德镇八种瓷器用原料》，《瓷器》 1973 年 第 1 期。

[5]   同 [1]，第 39 页。

[6]   同 [1]，第 319 页。

[7]  Kerr Rose, Wood Nigel,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V:1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30.

[8]LeeSujeong,etal,‘PhasetransformationsequencefromKaolinitetomulliteinvestigatedbyanEnergy-filteringTransmissionelectron microscope’,JournaloftheAmericanCeramic Society,vol.82,No.10,p2842.

[9]  王光尧、江建新 ：《明代洪武永乐御窑瓷器》， 故宫出版社，2015 年，第 50 页。

[10] 耿宝昌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 青花 釉里红》上册，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231 页。

[11]《浮梁县志》卷五《公署》“御器厂”条，道 光三年刻、道光十二年补刻本。

[12]（明）王宗沐等：《江西大志》卷七《陶书》“建 置”条，万历二十五年刻本。

[13]（清）蓝浦 ：《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光 绪十七年京都书业堂刻本。

[14]  刘新园 ：《明洪武年间朝廷用瓷与御器厂的设 置年代》，《三上瓷男博士寿喜纪念文集 · 陶 瓷篇》，平凡社，1985 年。

[16]《明实录 · 太宗实录》卷一〇 “洪武三十五 年秋七月壬午”条，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 1962 年。

[17]《明实录 ·太宗实录》卷六〇 “永乐四年十月 丁未”条，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1962 年。

[18]《浮梁县志》卷一八“祥异”条，道光三年刻、 道光十二年补刻本。